爱游戏- 爱游戏体育- AYX体育官方网站战争记忆中的儿童书写

2025-08-14 10:2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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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战儿童文学始终传递着“反思战争，珍视和平”的永恒主题，使后世儿童知晓民族曾经历的苦难与抗争，为新一代提供了宝贵的成长养分。近百年间，抗战儿童文学的发展轨迹清晰可辨。它在炮火纷飞中发轫，新中国成立后，又承载着革命传统教育的使命，成为一代人的精神启蒙。改革开放时期，随着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儿童文学创作在反思中酝酿突破。进入新世纪，抗战题材儿童文学又以多维视角实现新变，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重焕生机。这条轨迹的背后，既是文学自身的探索，更是时代精神的折射，抗战题材儿童文学始终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以现实主义为根基，在中国的领导下，将革命传统的赓续与儿童精神成长的需求相融合，成为跨越时代的精神纽带。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许多文化单位积极参与到儿童文学的组织推广工作中，儿童文学日渐兴盛。十七年时期，革命历史题材作品方兴未艾，抗战儿童文学成为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载体。此时，战争的硝烟虽已散去，但培养无产阶级接班人的时代命题，让“铭记历史、赓续血脉”成为儿童文学的核心任务。在党的领导下，文艺工作者将抗战记忆转化为滋养新一代的精神养分，使这类作品在数量与影响力上迎来高峰，开辟了与战时创作一脉相承又独具时代特色的风格。

　　这一时期，一批践行“国家本位”价值观的红色少年儿童形象相继涌现。徐光耀《小兵张嘎》、管桦《小英雄雨来》、胡奇《小马枪》、郭墟《杨司令的少先队》、刘知侠《“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王愿坚《小游击队员》、刘真《我和小荣》、任大星《野妹子》、黎汝清《三号瞭望哨》、杨大群《小矿工》、萧平《三月雪》、周而复《西流水的孩子们》、颜一烟《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王世镇《枪》、李伯宁《铁娃娃》、符成珍《平原歼敌记》、苗凤浦《二十响驳壳枪》等产生了较大影响。这一时期的作家，也多为战争的亲历者或见证者。徐光耀的《小兵张嘎》便是“带着体温的回忆”，作者少年时曾投身冀中抗战，笔下的嘎子既有“摔跤咬人”的野性，又有“缴枪送情报”的机灵。小说以“枪”为线索，从木头手枪到真枪的成长，暗合着少年从顽劣到成熟的蜕变。嘎子的“嘎气”与英雄气同样鲜活，他会偷偷摸敌人的枪，也会为保护乡亲而勇斗汉奸，这种“不完美的英雄”形象，突破了战时作品中儿童形象塑造的符号化倾向，成为“十七年”文学中深入人心的儿童典型。

　　其时，以“小英雄”成长为核心，串联起家国叙事与集体行动，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相融合的创作手法也凸显于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同时，这类作品中的儿童具有成长型特点，大多经由朴素的爱恨走向自觉的革命意识，完成从孩子到革命战士的蜕变。《小兵张嘎》中，嘎子的参军动机本是“为家人报仇”，初期他莽撞、冲动，“嘎性”十足，在八路军战士的引导下，他逐渐理解“为整个民族打鬼子”的使命，最终成长为优秀的侦察员。而《小英雄雨来》中的雨来本是晋察冀边区调皮的“野孩子”，加入抗日小队后，才逐渐学会了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理解了革命的意义。在革命的锤炼下，小英雄们展现出“智勇双全”的特质，不论是《小游击队员》中孤儿樟伢子以掏鸟窝、唱歌等方式向侦察员传递信息，还是《“铁道游击队”的小队员们》中孩子们利用伪军伙房缺人手的机会，借烧火从伙夫口中获得情报，儿童们无不以植根于童年生活的独特经验和智慧，为革命事业添砖加瓦。不过，这些儿童形象并非以“孤立英雄”而存在，而是始终作为革命集体的一员被塑造。《杨司令的少先队》以“少先队”为单位，描写孩子们在杨司令领导下站岗、放哨、传递情报，齐心协力完成集体任务。《西流水的孩子们》则刻画了山村孩子们组成“孩子团”，分工合作，有的放哨，有的送信，有的照顾伤员的小战士群像。这种集体主义的叙事转向，与新中国成立后“强调集体力量、弱化个人英雄主义”的时代思潮密不可分，在百废待兴的建设时期，党通过文学传递“个人与国家同呼吸”的价值观，而抗战历史恰是最好的教材。

　　可以说，“十七年”时期抗战儿童文学始终沿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前进，在“再造新人”的目标下，其从儿童本位到国家本位的转向切合了时代需要，这既是党的文艺方针在儿童文学领域的生动实践，更是党引领下培育社会主义新人的重要文化成果。不仅如此，这一时期的创作依旧延续着党领导下的现实主义写作传统。作家们并不回避战争的残酷。《三月雪》中少年在轰炸中失去亲人的悲痛，《铁娃娃》里童工遭受的非人待遇，都以真实细节触动人心；同时，作品更注重在苦难中挖掘希望，使抗战记忆成为凝聚民族认同的精神纽带，将英雄的坚韧、集体的力量内化为成长的养分，为儿童搭建起从懵懂孩童到有担当的“革命接班人”的心智桥梁。

　　在文学与政治紧密结合的“十七年”时期，诞生了张嘎、雨来等经典的小英雄艺术形象，但不少作品塑造的儿童也表现出了不符合其年龄阶段的成熟与坚毅，有“高大全”的刻板化、模板化之嫌。在《铁娃娃》中，曹小娃面对敌人的拷打和火烧，忍受痛苦，坚守秘密，展现出儿童团英勇不屈的刚毅精神，但也有儿童被过度“英雄化”、脱离儿童性的偏误。茅盾认为，1960年是儿童文学理论斗争最激烈的一年，亦是歉收的一年，因“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此后十余年间，除李心田《闪闪的红星》外，有影响力的儿童文学作品几乎寥寥无几。

　　新时期抗战儿童文学热度不减，陈模的《奇花》影响颇大。陈模曾在革命时期担任过儿童剧团团长，这部描写抗战时期儿童剧团从成立到全国辗转，最后解散各自奔赴抗日前线的长篇小说，塑造了少年党员许英从幼稚、软弱到领导20余名孩子、扛起剧团责任的坚毅形象。曾为儿童团团长的王一地在《少年爆炸队》中，以胶东滨海地区的某村庄为背景，围绕当地民兵与儿童团对日伪的爆炸战为中心，刻画了春儿哥、杰子、大升、冬虎等一众机智勇敢的少年英雄形象。此外，李楚城《路漫漫》、严阵《荒漠奇踪》、刘厚明《我和一个日本孩子的故事》、颜一烟《盐丁儿》、杨啸《野菊花》、木青《山村枪声》、克明《小小铁流》、哈华《“鬼班长”和她的伙伴》、蔡维才《小铁头夺马南征记》也是其中的代表作品。

　　学者王泉根曾将战争年代和新中国成立十余年间的抗战儿童文学概括为“零距离的接触”与“近距离的观照”，与二者不同的是，新时期不少作家多出生、成长于和平时期，与战争相距较远，难免有“隔膜”之感。改革开放后，思想解放让文学再次回归人本身，在市场经济、多元思想和多媒介冲击的复合影响下，儿童文学创作者与读者的关注重点和热点不再是抗战题材。学者刘绪源曾提到，部分战争儿童文学的艺术缺憾在于“私人生活场景”的缺失，集体主义和公共生活长期模糊了个体的面目，对作品的文学性与儿童性都有影响。抗战题材若仍延续说教模式，必将失去对读者和市场的吸引力，因此，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抗战儿童文学也试图反思问题、打破窠臼，渐入新境。

　　这一时期抗战题材中创作视角与儿童形象的转变是最为显著的特征，以往作品中“高大全”的小英雄逐渐让位于广大的普通儿童，作家们不断反思，战争中的大多数儿童，并非都能冲锋陷阵，他们恐惧、迷茫与挣扎夹杂的成长历程，同样是历史的一部分。红色儿童文学作家张品成的《赤色小子》系列便别开生面，颇具代表性。作品虽以红军斗争为背景，保持与抗战一脉相承的革命叙事，却跳脱出战斗英雄的单一叙事模式，生动鲜活地描写了小红军们的饥饿、想家，因误会而争吵，以及在犹豫和试探中才逐渐坚定的革命意识，这些“儿童之为儿童”的细节，让人物更加真实立体。尽管故事发生在战争年代，作者却没有从正面描写战争，而是将战争作为背景，试图发掘“革命与人性”的崭新向度。

　　新世纪抗战儿童文学再度迎来新变浪潮。这一时期，老中青作家集体发力，“70后”“80后”作家成为创作主力，他们虽未亲历战争，却凭借史料挖掘与艺术想象，让抗战历史以更丰富的面貌走进当代儿童的视野。新世纪以来的抗战儿童文学作品，或可视为是对传统“战斗叙事”的突破与挑战，逐渐转向对历史细节、人性深度与儿童本位的关注。这一时期抗战儿童文学多元书写的背后，是对弘扬红色文化的持续引领，以及对历史记忆如何传承的新思考。

　　新世纪的创作热潮离不开时代的推动。一方面，抗战胜利70周年、80周年等重要节点接踵而至，社会对历史记忆的关注度日渐升温，而党提出的“用好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号召，更从政策层面为创作提供支持；另一方面，如何为在驳杂的网络信息中成长的一代提供坚守理想信念的精神滋养，也是亟须创作者们思考的重要问题。当代儿童身处“娱乐化”“碎片化”信息的裹挟中，家长与社会对有深度的历史读物愈发渴求，这既是引导孩子树立正确历史观的需要，也是作家们重要的创作指向。他们以作品回应期待，让抗战题材既坚守理想，又好看耐读。

　　此时段，作家们对战争的理解逐渐变得深入，并不过于渲染战争的苦难和惨烈，而是开始反思战争的本质，逐渐形成了初步的反战意识。李有干《大芦荡》（2003）呈现出时代风云际会中的人性光芒和历史艰难岁月里的民族气节，被誉为少年版的《白鹿原》；曾广贤《抗联的孩子》（2004）聚焦5名儿童在战火中的成长历程，展现其觉醒蜕变；金曾豪《芦苇金箭》（2005）讲述了阳澄湖少年金端阳在抗日战争时期参与武工队斗争的故事；毛芦芦的“不一样的花季”战争三部曲（《小城花开》《柳哑子》《绝响》）（2009），以江南水乡为背景，通过叶一弥、柳哑子、林芝等花季少年在战火中的命运沉浮，勾勒出抗日战争时期江南百姓的苦难与抗争，她的“战火中的童年”四部曲（《大火中的童谣》《摇啊摇，大花船》《假小子福官》《小女兵》）（2015），延续了对战争中个体命运的深切关注，通过不同境遇少年的故事，展现了战争下童年的多样面貌。此外，“红色中国”书系（2013）、“烽火燎原原创少年小说”（2015）、王然众的“风烟三部曲”(《风烟鹊华》《烽火弦歌》《风云长路》)(2021)、海小枪枪的“烽火少年”系列（《我的小小团》《童年的远山》《灰月亮，白月亮》）（2021）、舒辉波的“战争与童年”三部曲《剪刀·石头·布》《老狼老狼几点钟》《》（2023），以及曹文轩的《火印》、黄蓓佳的《野蜂飞舞》、谷应的《谢谢青木关》、孟宪明的《三十六声枪响》、柳建伟的《永远追随》等作品都影响颇大。

　　这一时期，“写什么”和“怎么写”是横亘在作家面前的难题，新世纪的抗战儿童文学创作承继了新时期的反思精神，作家们从地域特色、行业群体等小切口入手，还原战争中的“日常”。薛涛的《满山打鬼子》聚焦东北山林，写少年与抗联战士一起滑雪、打猎、抗袭敌人，让抗战故事有了鲜明的地域烙印；史雷的《将军胡同》扎根老北京胡同，借少年视角展现旗人后裔与平民百姓在战火中的生活百态，鸽哨、跤术等京味元素让历史有了烟火气；左昡的《纸飞机》聚焦重庆大轰炸下的孩童，以纸飞机传递的思念与勇气，勾勒出防空洞中的童线·少年夏之秋》以少年夏之秋的视角，记录上海沦陷前后的动荡岁月，透过家族变迁与伙伴离散，展现战争对平凡生活的撕裂与少年的成长，这些作品以“历史拼图”填补了以往叙事中被忽略的角落，凸显了抗战不仅是战场厮杀，更是每个普通人的坚守。

　　随着这一题材创作的愈发成熟，作家们开始着力于刻画人性真实的复杂之处。李东华的《少年的荣耀》中，孩童沙吉以一颗“想象中的子弹”射中了仇人潘子厚，与以往“英雄儿童”手刃敌人的快感不同，沙吉嚎啕大哭，释放了幼年的丧母之痛；在《满山打鬼子》中，满山与日本女孩直子的友谊纯真且可贵。此外，艺术形式的创新也拓展了表达空间。奇幻、悬疑、多视角叙事等元素的融入，让作品更加丰富；童喜喜的《影之翼》以童话形式重述“南京大屠杀”，讲述了男孩王杰与南京大屠杀冤死者的影子大头相遇，最终以爱化解仇恨，传递铭记历史而非延续仇恨的故事；在赖尔的《我和爷爷是战友》中，高中生穿越至抗战时期与姨爷爷并肩作战，在亲历了战争的艰辛与热血后，一改思想空虚的叛逆少年面貌，理解了祖辈的牺牲与信念。与描写正面对抗的战争不同；毛云尔的《走出野人山》则聚焦于远征军，讲述少年跟随远征军穿越野人山的艰险历程，在饥饿、疾病与丛林险境中，刻画出战争中的求生意志与人性光辉；宋安娜的《泥土里的想念》《小骨朵》等以抗战时期上海、天津等地大量接纳犹太难民为背景，借儿童视角展现中犹的深厚友谊和中国人民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

　　事实上，儿童理解历史的方式，往往始于生活而非战争。因此，新世纪儿童本位的回归也让叙事更加贴近读者。简平的《地底下的魔术小天团》聚焦上海沦陷区的流浪儿，在街头表演时，用戏法帮地下党传递情报。作品中既有孩子们对温饱的渴望，也有对魔术的向往，让战争背景下的儿童生活有了烟火气。在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也有许敏球的《1937少年的征途》、刘海栖的《风雷顶》、徐贵祥的《狗阵》《晨语》、李燕的《烈火铜铃》、程雪莉的《太行小兵》、刘东的《回家的孩子》、何方的《少年连》、方冠晴的《二月谣》、朱丛迁的《天上落玉兔》、吴洲星的《钟声》、徐鲁的《孩子剧团》《远山灯火》等一批作品相继涌现。这些多元化的抗战书写不论关注视点、写作手法如何，在反对战争、呼唤和平上始终保持着坚定的立场。这些书写让抗战历史从过去的故事变成与当代儿童相契合的精神资源，是红色文化在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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