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已变恐怕要作更坏打算……爱游戏- 爱游戏体育- AYX体育官方网站

2026-01-04 17: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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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举民主的高质量运行须以多数选民的理性为前提，因为只有多数选民理性，对现实政治知情懂行，才不至于被忽悠和欺骗，才有希望选出无愧于此的贤能政治家，才能让政府既公平又行之有效地协调多数普通人和少数强者之间的矛盾，推行致力于化解深层次危机的结构性改革。然而这经常是一场梦。寄希望于多数选民具有公民精神、对现实政治知情懂行，与寄希望于清官、明主来拯救苍生，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对复杂人性和社会现实视而不见的政治幻想，区别在于寄希望多数选民或多或少包含民主精神，而幻想清官、明主来拯救苍生容易滑向威权主义。

　　除了少数个例之外，在基于正常人性的自利理性支配下，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和职业、兴趣、资源的高度分化，一个选民除非他的职业、兴趣、切身利益与复杂政治问题有关并且能够承担他成为理性政治人而耗费的成本，不然的话，他在多数时候对除常识理性范围之外的复杂政治问题将缺乏切中要害的认识，让少数强者在自利理性的支配下有漏洞可钻。这就使得多数普通选民对复杂政治的认知局限于一知半解或道听途说的水平，缺乏慧眼识人的眼光和知识。多数普通选民在选举政府领导人时主要看他们的党派立场、被包装出来的形象、宣传营销、资金实力和后台背景，而难以分辨他们真实的道德、品性、智慧和能力，其结果是选举民主难以持续产生贤能的政府领导人，民众慢慢只能被动挑选自己所认为的最不坏的候选人，而这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未经深思的、易被挑拨与操控的感觉、情绪。少数强者要么有足够条件去成为知情懂行的理性政治人，要么能够聘请知情懂行的理性政治人作为游说代表，进而能对现实政治施加远超多数普通人的影响力。

　　在不天真幻想谁更高尚或更卑劣的情况下，少数强者和多数普通人因社会分工、知识、资源的分化而不可避免产生的不对称博弈，势必会让选举民主的日常治理在多数民众不知真相的情况下向少数强者倾斜，从而让社会缓慢朝不公方向迈进。当一个社会的权力结构的实际运作过于向少数强者倾斜，难以保证中下阶层的利益不受损，因为不能假设那些能施加过多影响的少数强者都是仁慈的、无私的。时而久之，那些受损的中下阶层民众自然会心生怨念，可未必清楚真实原因。但因为他们人数众多，他们的怨气有很大可能会被民粹政客、野心家、僭主所利用、扭曲和放大，埋下社会不稳的风险。一言以蔽之，选举民主的内在逻辑决定一个奉行选举民主的社会将经常笼罩在既得利益集团操弄和民粹主义的阴影之中。

　　因此，当一个现任政府领导人竞选连任时，多数选民往往只能在缺乏更好选择的无奈情况下对现任政府领导人作出是否喜欢或厌恶的有限选择。他们如果支持现任政府领导人连任，未必是真心认可，而可能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他们如果反对现任政府领导人连任，未必会有更好选择，而可能只是厌恶，若是如此，一个遭多数选民厌恶的领导人恐怕已经给社会造成损害。选举民主在很多情况下都是一锤子买卖，选对选错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如果选错，经常只能在下次选举时纠正，可新选上去的人未必是无愧于此的政治家。

　　以2020年美国大选为例，拜登（Joe Biden）的胜选不是因为他众望所归，而主要是因为那些厌恶特朗普的人为了阻止特朗普而不得已选择相对最不坏的拜登。这是无奈，而不全是真心认同。选举民主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拜登难以成为贤能政治家，他虽努力让美国回归常态，却无法解决造成特朗普现象的深层次问题，所以特朗普现象仍在困扰和撕裂美国。2024年美国大选像2020年那样沦为特朗普和反特朗普之争，是对美国选举民主的讽刺与警示，美国真的已无人才了吗？

　　不满于现状的特朗普支持者只会愈发狂热，反特朗普的力量本就只是松散同盟，在经过拜登政府众口难调的施政后势必产生分化，其结果是被压抑4年、满腔怨气的特朗普支持者，将与本就松散、分化而又对时局夹杂失望情绪的反特朗普力量狭路相逢。照此趋势下去，如果美国不能改革民主体系，不能真正去解决特朗普现象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民众的不满将不断累积，假若突破临界点，量变引起质变，积重难返的美国发生重大危机或内乱的概率将越来越大。一旦这样，共同体和民众之间的契约将毁于一旦，本有重大历史进步意义的民主政治恐被无辜牵连。

　　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Gustave Le Bon）在《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论述过选民群体存在的政治理性不足问题。他认为候选人若想取得成功，“他必须用最离谱的哄骗手段才能征服选民，要毫不犹豫地向他们作出最令人异想天开的许诺。如果选民是工人，那就侮辱和中伤雇主，再多也不过分。对于竞选对手，必须利用断言法、重复法和传染法，竭力让人确信他是个十足的无赖，他恶行不断是人尽皆知的事实。为任何表面证据而费心是没有用处的。对手如果不了解群体心理，他会用各种论证为自己辩护，而不是把自己限制在只用断言来对付断言，如此一来，他也就没有任何获胜的机会了。候选人写成文字的纲领不可过于绝对，不然他的对手将来会用它来对付他。但是在口头纲领，再夸夸其谈也不过分。可以毫无惧色地承诺最重要的改革。作出这些夸张能够产生巨大的效果，但它们对未来并没有约束力。”当然，勒庞的观察有些绝对，他在分析选举政治时过于放大选举政治的负面效应，不能完整概括选举政治的全貌，但他指出的非理性问题无疑是选举民主经常难以摆脱的困境。

　　许倬云曾以肯尼迪（John Fitzgerald Kennedy）和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竞争总统为例，谈及选举民主难以看出候选人的真实能力：“这种塑造出来的形象就如同卖香烟或是卖汽车一样，并不一定是真实的人物，而是很好的推销员……肯尼迪则有广告商替他设计，面貌、衣着、神情等都是着意打扮和训练出来的结果。于是一个化过妆的肯尼迪，和一个完全没有化过妆的尼克松，在荧幕上立见高下。选民们只看见形象，而没有看见能力。”

　　美国媒介文化研究者波兹曼（Neil Postman）认为：“在当今所有的总统竞选中，两个竞选人都会在电视上进行所谓的‘辩论’……复杂的措辞、充分的证据和逻辑都派不上用场，有时候连句法也被丢到一边。但这并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给观众留下印象，而不是给观众留下观点……这样的辩论就像是拳击比赛，关键的问题是‘谁打倒了谁’，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则取决于竞选人的‘风格’——他们的外表如何，他们的眼神如何，他们怎样微笑，怎样说俏皮话。”

　　一旦选举沦为选秀，不仅不同候选人难以分出谁才是德才兼备的政治精英，而且势必容易将那些不擅长营销、不屑于营销、缺乏营销资源却有真才实学的人排斥在选举民主的体系之外。中国古代思想家墨子说过：“是故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墨子·尚贤上》）一个社会的政治体系若不能吸纳尽量多的有从政之心的精英，既容易造成相当数量的人才浪费，许多人怀才不遇，又可能导致统治基础的不稳定。因为那些不被政治体系吸纳却又有从政之心的人，要么退隐、改行、出国，要么会成为反对或颠覆性力量。

　　波兹曼基于媒介研究认为：“电视无法告诉我们谁是最佳人选。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所谓‘最佳’就是要擅长谈判、精通管理、熟知全球事务、洞察各种经济制度的相互关系，那么电视根本无法让我们判断谁比谁强，因为谁强谁弱主要还是取决于‘形象’。但这并不是因为政治家们要醉心于表现自己的最佳形象，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好一点儿呢？如果谁不想让自己的形象讨人喜欢，那他一定有问题。但是电视损坏了‘形象’的名声，因为在电视上，政治家们给观众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形象，而是观众想要的形象。这正是电视广告对政治话语最大的影响。”在他看来，本是严肃、专业的政治已经变成娱乐业，总统“都不再关心如何担起各自领域内的职责，而是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

　　人性深处对于平等的强烈渴望预示着一人一票的正当性与合法性。熟悉领域的理性人意味着在最朴素的利益表达、诉求反馈层面或基层自治范围的事务，应该赋予民众适当的选举权利，主要形式是选举民意代表。但在超出基层自治范围的复杂政治事务领域，尤其涉及利益再平衡、危机应对、外交博弈、国家宏观调控、复杂政策制定实施等问题，多数普通人都是“事后诸葛亮”，故一人一票民主评价远比选举民主更能提升民众政治参与的质量和理性水平。社会分工下精英和大众的分化意味着应该在民主框架下选贤与能，让经过重重磨练的政治精英人尽其才。本书提出的方案是公正有效监督下的精英推选和人民评价相结合，精英推选是吸取考试、考察、举荐的有益经验，让对复杂政治问题知情懂行的精英通过协商与投票的方式进行最初的选拔，但最重要的是人民一人一票民主评价形成的人心。

　　因为对人性的认知存在误区，选举民主非但不能让民众把理性运用在合适的场域，反而幻想民众在非熟悉领域扮演理性人角色，其结果只能是民粹成为选举民主挥之不去的阴影，为既得利益集团趁机上下其手埋下隐患。同样情况，许多人探讨贤能政治时忽略了至关重要的民主维度。现实政治中不存在全知全能的圣人，政治的清明离不开群策群力和民主的刚性约束，政治的初衷本就是为人民服务。一个政治人物或政府是否贤能，不在于有多么大的权势、多么耀武扬威，而在于是否有效增进人民的福祉，是否能长时间获得世道人心的认同。本书希望在保障人人平等和民众充分政治参与的基础上提升参与的质量和理性水平，让顺应人性和现实的民主形式和贤能政治互相补充，为人类社会反抗、守护民主、节制既得利益集团与民粹主义创造良好环境，为美好社会理想构建经得起检验的政治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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